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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联合国社区”外籍人士过中国小年：虎年讨好彩******

　　(新春见闻)义乌“联合国社区”外籍人士过中国小年：虎年讨好彩

　　中新社义乌1月26日电 题：义乌“联合国社区”外籍人士过中国小年：虎年讨好彩

　　作者 董易鑫

　　“我刚学了个义乌的年俗，小年要滚一滚茶叶蛋，这叫做‘滚元宝’，能讨个好彩头，我还给家里人拍了视频。”家住浙江义乌鸡鸣山社区的吉尔吉斯斯坦人米卡说，她已经在这里生活四年了，但探索中国文化的热情却只增不减。

　　2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过小年，南方则错后一天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当日，已在义乌鸡鸣山社区生活超两年的十多名外籍学生、客商等“沉浸式”体验了中国传统“小年”文化，参与拜年、包饺子、“滚元宝”等活动。

　　“今年学会中国麻将”

　　鸡鸣山社区因靠近义乌国际商贸城，吸引了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外籍人士居住，被称为当地的“联合国社区”。

　　“在义乌，有来自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来自也门的外商马万说，临近春节，他的新年愿望是“今年学会中国麻将”。

　　“我看过中国兄弟玩麻将前总喊‘三缺一’，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游戏规则我还是没研究明白。”马万说，下班后，他经常和也门“老乡”、中国朋友一起品味中国茶和阿拉伯咖啡。下一步，他希望把麻将也纳入下班娱乐范畴。

　　谈及来中国的初衷，马万说，受在浙江金华兰溪市开香水厂的叔父影响，高中毕业后，他就来义乌上学，毕业后便留在这里。

　　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商品数量众多。马万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义乌商场做贸易商。

　　“前几年，我就每天陪中国境外的客人采购产品，因为他们的时间一般都很紧张，所以能在‘巨大’的市场里找到合适的商品，效率很重要。”马万说，学好中文是他提高效率是关键。

　　上学时，马万总“泡”在图书馆，翻看各类中国书籍，每次在学习中文时遇到问题，他都会请教自己的中国兄弟。“中国朋友对我很好，他说‘他的家就是我的家，她的妈妈就是我的中国妈妈’，他们把我当亲人。”

　　随着中文的快速进步和自身业务的精进，马万已经从公司职员发展到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我希望过几年把我的妈妈从也门接到义乌，过个圆圆满满的中国年。”

　　“想学长寿面，回国做给爸爸妈妈吃”

　　当日庆祝小年的外籍人士中有一位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跨境电商主播娜塔莎。她告诉中新网记者，这次小年活动，她“不虚此行”。

　　娜塔莎说：“有春联、有灯笼、有中国传统服饰，还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聚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的团圆。”

　　据了解，娜塔莎主要为义乌部分跨境电商公司“直播带货”，还没毕业的她已经在社交平台拥有5000多人关注。“我们主要直播卖一些家居用品，义乌的货品很丰富，可选择的空间大，很受欢迎。”

　　忙碌之余，娜塔莎喜欢品尝各种中国美食。火锅、麻辣烫、兰州拉面都是她的“心头好”。

　　“我在家尝试做过拉面，但是失败了，新的一年希望有机会跟中国师傅学习。”娜塔莎说，面条在中国有长寿的寓意，她希望学成后可以做给爸爸、妈妈吃。

　　前几年，和娜塔莎一样的留学生、外商都会选择在中国春节期间回国。受疫情影响，近年来不少外籍人士都选择在中国过年。当日过小年迎新年的外籍人士，就分别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也门、塞尔维亚、阿富汗、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鸡鸣山社区党委副书记经菁说：“每年临近春节，社区就开始在线上、线下组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节日民俗等活动，帮助更多外籍人士了解中国，迄今为止，这个传统已保持了5年。”

　　记者从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该市已有近万名外籍人士在此居住。(完)

喻国明谈网络平台的价值、规则及治理逻辑******

　　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论坛在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喻国明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数据及算法等互联网平台资源不是互联网平台的“私有财产”，应形成一种平台资源社会共治的模式，使互联网平台明确自身价值目标及边界所在。

　　“对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格局而言，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喻国明指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功不可没，且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和特性。

　　具体而言，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平台不但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渠道，也提供了政务、商务、教育、健康等行业，通过互联网传播机制打造新型在线服务的可能性。同时，“碎片化社会”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功能及技术，实现再一次互相连接和再组织化。此外，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化发展，促使人与人、人与物及人与信息的连接更加高效便捷。

　　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平台也给人们提出了很多新挑战。喻国明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网络话语及规则的定义权、裁量权、解释权，可能以用户协议为由实施超越社会与法律的“平台监管”；其次，互联网平台拥有庞大用户、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目前社会规则、社会力量的制衡不足；第三，互联网平台容易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信息茧房”。

　　喻国明提出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三点建议：一是互联网平台是一种生态级存在，要保护其创新自由度，对它的治理应有必要的容错空间；二是提供平台用户协议的社会标准格式文本，由多方评议制订，平衡平台与用户间的权利关系；三是算法及数据是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资源，应通过社会共治模式明确这类资源应用的边界和规则。（文/孔繁鑫、姚坤森 图/张瑜 视频/孔繁鑫、曾震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