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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佰家富app官网网址2022-03-21 17:48

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

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司法为民、青年工作、协商治理、科技自立自强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孙晓勇：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

　　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孙晓勇认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大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越走越宽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具体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新时代新征程，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司法需求，以司法之力切实保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践行为民宗旨，保障人民权益。新时代新征程，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更加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具体实践中保障人民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是发扬司法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就必须认真倾听群众呼声，把接受人民监督作为坚持司法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四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刘海飞：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海飞认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做好青年一代的培养，就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做好党的青年工作，要引领凝聚青年，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更加自信自强、富于思辨精神，更加充满生气、勇于创新创造，同时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更加需要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引导。做好党的青年工作，要组织动员青年，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在不懈奋斗中创造出彩人生。我们党历来重视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我们要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做好党的青年工作，要联系服务青年，始终关注关心关爱青年的健康成长。助力青年成长成才，是青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摘编自《经济日报》

　　【高璐茜：协商治理需要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高璐茜认为协商治理是聚焦基层一线问题，推动社会治理真正延伸到基层治理的做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治理这一来源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正在不断完善和逐步提升并日益走向成熟，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影响协商治理在基层治理中的进一步延伸。在今后的工作部署和思路上应着力向基层聚焦，把工作的重心向广大基层倾斜；在工作安排上加大基层的比重，把协商治理工作的触角深入到社区、乡村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总结推广经验，以协商治理持续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协商的核心，是要广泛征求意见后共同协商制定政策，而不是单方面拍板决定，优先通过对话以及沟通商量，转变原来的不成熟的想法，最终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和决定。越是在基层，民生改善的难题、社会治理的难事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体现的联系就越密切，越需要各方面共同商量来面对。协商治理是生活在同一区域或社区里的广大群众，就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生态环境等问题，相关的责任主体在一起磋商解决的方法。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和同心圆，是基层协商治理的关键。充分保障群众对基层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让基层协商治理成为“群众说事、干部解题”的互动平台，让人民群众成为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推进协商治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增强基层协商治理的影响力。

　　摘编自《学习时报》

　　【王黎萤、高鲜鑫、王宏伟：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王黎萤、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高鲜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王宏伟等认为标准与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的桥梁和载体。推动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创新，是我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抓手，也是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驱动力量。科技自立自强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市场新形势与科技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依据本国发展实际和科学技术演进规律主动求变、科学应变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反思并调整以往科技建设逻辑与实践的产物。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应多措并举。第一，科技自立是科技自强的前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解决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第二，科技自强是科技自立的进一步跃升，是国家科技实力的总体表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不断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力和影响力。第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战略性谋划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创新，提升未来产业国际市场话语权。第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部署国际和区域标准体系，通过市场选择与技术优势打破既有局面。第五，进一步完善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保障机制。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李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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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