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或早已淡出足协核心层
其实早在前几天的中国足协执委会上,就已经初露端倪。
会上除了探讨中国足协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职业联赛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之外,还决定免去中国足球协会原秘书长刘奕的职务。
中新网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年中,刘奕就已经基本淡出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
刘奕初入足协在2019年8月,当选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而后进一步当选中国足协秘书长。
刘奕(中)。中新网记者 卞立群 摄2019年10月,当时上任不久的刘奕曾出席中国足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等事宜。
他曾表示:“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今年(2019年)推进速度很快,职业联盟将于年底前完成挂牌,下赛季中超将由职业联盟完全自治,中国足协拥有中超产权和监督权,不参与日常管理,只监管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定权。”
但此后职业联盟并未在2019年年底完成挂牌,直到今日也只是以中足联筹备组的方式存在。
资料图:中超联赛。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2020赛季中超联赛受疫情冲击,采用封闭赛会制进行,在赛季结束后,刘奕曾用四个词总结赛季——“责任担当,科学管理,唤燃亿心,继往开来。”
不过在之后的2021赛季,刘奕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据公开资料显示,刘奕还在早年间运作过孙继海转会曼城,运作英国名帅威尔金森执教上海申花等。曾在专访中大谈自己在体育经纪人行业的蓝图构想。
刘奕(右二)。图片来源:IC photo陈永亮曾被卷入上一次反赌扫黑
相比长时间在“幕后工作”的刘奕,在前台的陈永亮更被球迷熟知。
出任过国家队管理部部长、中超联赛部部长、中超公司董事等职务的他,经常出现在公开场合。
而在中国足坛上一次反赌扫黑风暴中,陈永亮的身影也曾出现过。
据公开报道,陈永亮曾与主管裁判工作的李冬生有过紧密联系。
“2005年2月至2008年3月,两人先后六次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从裁判人员培训地方承办单位的代收款项中套取公款463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23300元。2007年2月至2009年5月,两人利用中国足协技术部组织裁判人员培训等职务便利,先后十次以收取光盘费、资料费等名义,向每位学员收取培训费100元,后陈永亮通过各种名目将部分培训款项在足管中心或地方承办单位的财务账目中核销,共得715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36900元。”
2012年,李冬生因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成为当时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入狱的足协官员之一。
陈永亮。图片来源:IC photo期待成中国足球走出低谷契机
十年过后,中国足坛再次来到风口浪尖。在刘奕和陈永亮之前,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而广东省运会男子足球乙A(U15)组决赛也在去年夏天发生假球事件。最终,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禹平等16名干部被严肃问责,中国足协对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恒大足球学校校长王亚军等6人做出行业处罚。
这些都让目前低谷中的中国足球,形象一跌再跌。
资料图: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客场1:3越南,彻底无缘卡塔尔世界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19日晚,中国足球协会党委第一时间召开扩大会议,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陈戌源和协会副主席、驻会执委等与会人员逐一表态发言。
大家一致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充分体现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足球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充分体现了足球领域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中国足球协会坚决拥护、坚决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
期待在 “挖起萝卜带出泥”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能够进一步变清朗,让违法违纪行为无处藏身。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成为中国足球走出低谷的契机。(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